因为假期不长，因为路程不短，因为天气不好，等等有太多的理由让我打电话回家告诉母亲我春节不回家。 母亲接到电话后，听不出她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只是淡淡地说：哦，那有时间我去你那住几天吧。 整个春节一直细雨蒙蒙，让人平添几许惆怅。 正月初六，老天爷一改往日的缠绵，电闪雷鸣，哗哗啦啦的下起了暴雨，下午4时一阵电话铃声把窝在被子里上网的我惊起，我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母亲哆嗦的声音：我已经到了A市，可人太多，买不到火车票，可能要晚些才能到你那里了，不知你们那最晚的班车是几点。 我气极，大吼：这么大的雨，谁叫你来的，买不到火车票，你不会坐直达班车吗？ 母亲说：知道了，知道了，就把电话挂了。 我撑着雨伞站在站台下一个多小时了，记不清有多少趟班车停下又走了，可依然不见母亲的身影。 坐直达班车从A市到B市是两个小时，再从B市坐车到我处约四十分钟，母亲应该在晚上七时就会到达，可现在已经是晚上九时了，还没见到母亲，我开始着急，开始埋怨，鼻炎也适时发作，喷嚏连连更让我觉得寒冷和烦燥。 一趟班车“嘎”的一声，在溅了我一身脏水后停了下来，终于一个熟悉的身影探出了车门。 我接过母亲沉甸甸的行李，一言不发朝家走去，母亲走在身后唯唯喏喏地说：本来想坐直达的，可后来又买到火车票了，所以就晚到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母亲是嫌直达班车的票价要比火车票贵一倍多。 初八午饭后，母亲说：你帮我把这衣服的边放放吧。我望望母亲身上我淘汰给她的衣服，也真有点象裹棕子，太窄了。 我把剪刀、尺子递给母亲说，我下午还上班呢，你自己改吧。 晚上刚到家，儿子就报告说母亲把衣车针弄断了。再望望母亲，呵呵，衣服让她改的凹凸不平，针脚歪歪扭扭，衣车针不给她拉断才怪。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是很能干的，我们兄妹头上带的、身上穿的、脚上套的都是她亲手做的，况且往年我淘汰的衣裤给她后，也是她自己修改，还挺合身，为何这次改不好呢，我心里直纳闷。 晚饭后，我一边帮母亲重新修改衣服，一边与她闲聊。母亲说，自去年始，她的眼睛看东西就很模糊了，如今针线活基本做不好了。 我说：那明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母亲说：不用了，在家乡已经看过医生了，说是白内障，不是很严重，能看得见就不必花那个钱，到时严重了再说吧。 我抬头望望母亲，鬓角已有了丝丝缕缕的白发，脑后粗大辩子已换成小麻雀尾，那干练、好强在菊花般的脸衬托下已变成柔和与慈爱，那双我曾羡慕的巧手，已是血管突显。 在我处小住了一段时间的母亲要回老家了，当她跨入班车车门的一刹那，已是孩子他妈的我无法顾及车上车下人们诧异的目光，泪水倾涌而出。 自从我独自一人在远离故土的这座小城定居后，与母亲抑或兄妹相聚，成了我最大的企盼。 外婆在母亲5岁多时就已去世，母亲忍受了太多没娘孩子的苦，有了我们兄妹后，把所有的母爱加倍倾注在我们身上。 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在那同样贫穷的乡村同龄伙伴中，我们兄妹是最先穿上毛衣的，那是母亲把她心爱的嫁妆——毛衣袖子拆了，在煤油灯下为我织成一件漂亮暖和的毛衣，弟弟出生后，把毛衣全拆了，为弟弟织了毛衣毛裤。在我启蒙上学后，我也不象别的小伙伴一样，把书挟在腋窝下上学，而是把书装进绣花书包里。那是母亲利用工余把一条不能再穿的旧裤子的裤腿改装成书包，再在上面绣上五角星、向日葵等，就成了一个美观实用的书包。特别是我们兄妹脚上大方舒适的布鞋，不知引来多少大人小孩的注目。而所有这些，不知花费了母亲多少心血，包含了母亲多少慈爱。 母亲虽然识字不多，却非常看重知识，她常常对我们说：世上只有学问“晚上不怕贼来偷，白天不怕人来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南下打工潮的诱惑下，我曾荒废学业，外出打工，是母亲的諪諪教诲又让我拾起书本。 母亲虽是农村妇女，却从不包办子女的行为，特别是在我们兄妹的婚姻上。 我和丈夫结婚前，母亲不知要与我结婚的人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当我打电话告诉母亲我要结婚了，母亲只是轻轻地嘱咐：“婚姻不是儿戏，一定要慎重，只要你自己觉得幸福，我们没意见。”在农村生活的弟弟也是自由恋爱结婚。
母亲养育了我们的身躯，也教会了我们为人处世的道理，我们谨记母亲“什么事都要一分为二来看”的观点，遇事不钻牛角尖，以平和的心态迎接人生的风风雨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