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皇帝马可 · 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写道：“不要浪费时间讨论谁是好人。要做一个好人。” 在一般人的头脑里，好人的价值不证自明，毋庸置疑，似乎是好人多多益善。至于谁是好人，好人的心理和行为有些什么特征，则很少有人仔细想过。 然而，在美国有一个叫“好人综合症”（good guy syndrome）的说法，为人们细心思考好人和好人所做的好事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分析与治疗视角。所谓的“好人”，是那些对别人特别亲切和善、特别好说话、有求必应、想方设法帮助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以此为荣的人们。对他们来说，当好人不仅是一种习惯或行为方式，而且更是一种与他人建立的特殊人际关系。好人做的是对别人有利，令别人高兴的事，所以好人总是能够讨人喜欢。很少有人讨厌好人来替自己无偿地做好事的。可以说，接受好人助人为乐行为的其他人，都有意无意带有自私目的，利用和受益于好人的这一特点。而好人对此不仅不在乎，而且还乐在其中。好事未必有助于社会中善的累积，这是一个问题，但一般人只是把它看成一个无大碍的问题。然而，2001年布莱柯（Harriet Braiker）的《讨好的毛病：治疗讨好他人的综合症》（The Disease to Please：Curing the People-Pleasing Syndrome）一书问世，宛如在好人众多的美国社会中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不仅一下子成为畅销书，在著名电视主持人奧普拉· 温弗里的电视节目里成为讨论的专题，而且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大众心理学经久不衰的话题。布莱柯的书让读者看到，一心当好人原来不是一个无大碍的问题，而是一种有害的心理疾病，它源自“好人”对自己个体价值的信心匮缺，渴望用对他人做好事来换取外来的肯定和赞美，这种渴望一旦成为心理定势，就会严重降低行为者的判断力和自控力，变成一种可以称作为“癖”的习惯和依赖。布莱柯所说的“讨好他人”综合症就是人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好人综合症”。好人综合症是可以自我测试的，心理学家们建议每个人不妨问自己几个简单的问题，例如：“你是否在想说不的时候却说了是？”“你渴望所有的人都赞许你吗？”“如果有人不喜欢你，你觉得难受吗？”自我检测的先决条件是对自己诚实，如果一个人对上述问题回答“是”，那么他很可能已经患上了好人综合症。好人综合症往往不仅是一种行为偏差，而且是生活或事业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危机的征兆。例如，好人综合症患者一般都是事业平庸者，他们工作非常努力，但成就却相当有限，做好事于是成为他们博得他人另眼看待或赞扬的补偿方式。又例如，他们的家庭或家庭关系可能有欠缺，如孤儿、单亲，得不到父母或兄弟姐妹的关爱，这会使他们更加在意关系疏远者对自己的好感，不惜为之付出任何努力；有的甚至一面对家人恶言相向，一面对外人特别和蔼可亲（也就是俗称的“白眼狼”）。“当好人”并不是好人一个人的事，往往会弄得家人很困扰，甚至给他们带来跟着受罪的感觉。好人的亲疏不辨还会对家人造成伤害。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要保持健康的心理，有合乎常理的行为，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健康界线”（healthy boundaries）。每一位个体的人都生活在某种身体、感情和思想的健康界线之内，这个界线帮助他判断和决定谁可以接纳，并接纳到什么程度，为谁可以付出什么，并付出到什么程度。人的负面感觉一般也是由这种界线意识所决定的。例如，你的孩子做功课需要你帮助，或者要求你周末带她到儿童乐园去，你若做不到，就会感到内疚。如果你单位的领导督促你在业余时间多做好人好事，你若做不到，则很可能感觉到的不是内疚，而是害怕领导不高兴，会记你的帐。不顾一切地做好人好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计任何代价地要让别人接受你、喜欢你，在有这样的行为之前，或者在这样的行为成为你头脑中的“好事”之前，你的个人健康界线和亲疏意识一定先已发生了某种变异。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正常家庭所给予幼儿的自然教育，包括亲疏关系教育，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与好人综合症伴生的往往是扭曲的幸福观。格勒弗医生（Dr. Robert Glover）是一位专门诊治好人综合症的权威，也是《不再当好人》（No More Mr. Nice Guy）一书的作者。他指出，几乎所有的好人在意识或下意识中都有类似于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把缺点藏起来，变成别人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样子，那么别人就会肯定我，觉得我好，也会敬重我，重视我。这样，我的生活就有了意义，有了价值，我也就找到了幸福。其实，这种幸福的感觉或自我意识的满足取决于他人对我的看法，我自己并不能把握它，因此我实际上并不幸福。对于患有好人综合症的人们来说，做好事不留名，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在做好事，那不仅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根本就是一个毁灭他们唯一幸福的灾难。对他们我们不应该去作道德的指责，而是应该给予理解、同情和怜悯。勃朗宁夫人在她著名的长诗《奥萝拉 · 莉》（Aurora Leigh）中写道：“愿仁慈的上帝宽恕一切好人。”这个“宽恕”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