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医生并没有能够挽留住我操劳一生的母亲，在和病魔搏斗了32天后，留下我，骨瘦如柴的母亲也睁着眼睛随父亲去了。她走后的日子，家里很乱，但是我没有收拾，因为一旦收拾了我就很难再闻到母亲留下的气息了，我觉得那个农家小院一夜之间变得那么得大，院子里的那棵枣树变得那么的高。就这样，在我19岁的时候，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孤儿。 巫亮不顾我的劝阻，还是执意从沈阳来到我家，见到我的时候，我们抱头痛哭，他陪伴着我埋葬了可怜的母亲，在母亲的坟前，他喃喃而语，那些天，他的眼睛一直都红肿红肿的。转眼开学的日期已经过了，在我的催促下，巫亮先返回了学校报道并给我请假，走之前他把身上所带的2000块钱给我留下。 就在我要离开的村子回北京的前两天，做村长的三叔一大早来到我家，见到我一个人落魄地站在空空的院子里，他在门口徘徊了好久，最终跨进了院门。 “大侄子，你别太想不开了，**的病也看了，你也尽心了，就是这种没治的病，再说生死本来就是拉不住的。”他低着头，轻声安慰着我。 “三叔，有话进屋说吧。”我强忍住眼睛的泪，让三叔进屋。 “大侄子，这个时候本来不应该说，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说，我想和你商量个事。”三叔语无伦次，有点结巴。 “三叔，谢谢你操心我家的事，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我从桌子上拿起烟，抽出一只，递给他。 “关于**没有火化的事，乡里问起来了……”三叔一手拖着头，狠狠地抽了一口，浓浓地吐出来。 尽管我知道，那时由于农村推行殡葬体制改革，政府规定死去的人必须火化后才可以埋葬。但是我实在不忍心看着我苦难的母亲被火焚毁，更不忍心看到已经骨瘦如柴的母亲转眼成为一把骨灰，所以我做主把母亲的棺木深深地埋在家乡的黑土里。 三叔告诉我，要么我交8000元的罚款，要么把我去世的母亲起出来火化后再埋。三叔走出院门的那一刹那，我一屁股坐在地上，遗像上的母亲微笑地看着我，我委曲地哭出声来，我强烈的觉得不行，绝对不行，我不能把我那可怜的母亲推进火炉，我要凑钱，什么办法也要凑钱。其实，母亲病后，父亲那条命换来的钱几乎全部都花完了，钱，钱，但钱从那里来呢？ 我几乎求完了所有的亲戚，才凑到4800块钱，绝望之中我给巫亮打了电话，巫亮极力地安慰我别急，他说他会帮我想办法凑钱。两天后，焦急中的我接到了巫亮的电话，说他一个哥们的父亲是我们家这边的一个官员，答应给帮个忙，电话中还说他最不放心我，要我保重，电话的那头他几乎泣不成声。 果然，没过几天，三叔来家通知我，母亲的事情乡里不会再追究了，只是不要我随意到处说。对着母亲的遗像，我告诉她，安息吧，有儿子在，没有人会再打搅你。 离开家的前两天，我去了父母亲坟前，在父母坟前我撕心裂肺的整整哭了一个下午，或许只有痛哭才能提醒我那深埋地下的爹娘，在这个世界上，你们还有一个他们心爱的儿子，你们的儿子是多么的不忍，多么的难过，多么的无奈，也是多么的爱你们。 后来，我退还了那些借来的钱，收拾一下家，带好父母亲的遗像，一步三回头的走了，再一次离开这个生我养我的山村，失魂落魄地返回那座等待我的城市…… (8) 在那个风沙肆虐的初春，我又一次回到北京，校园的一切依旧。尽管老师和同学们都小心翼翼地给了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但是我的心情却如同北京的天气，冷而灰。 无论你在什么岁数失去父母，哪怕父母曾经是自己的对立者，一旦失去了，就象拔河比赛，对手突然松了绳子，你都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情感的靠山，结果往往就是自己产生一种迷惘，象船儿失去了舵。 我迷惘我的过去，我迷惘我的未来，自己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即便是在我11岁失去父亲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到如此强烈过，那时每个夜晚，我都会紧紧地搂着巫亮睡觉，无数次从恶梦中醒来。 我依旧是玩命的锻炼，玩命的跑步，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种宣泄，一种自虐，或许只有通过折磨自己的肉体才可以分散精神上的苦痛。巫亮也很累，他整天陪着我，谨慎地陪着我，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更不知道如何才能让我振作起来。 一个周日，巫亮要带我去香山，前夜的一场春雨让北京变的十分少有的洁净，清新的空气里飘着春的气息，阳光十分的灿烂，没有风。巫亮特意穿了一身新衣服，浅黄色的上衣，牛仔裤，还带了一顶白方格的鸦舌帽子，健康中透着朝气。 “亚维，我们歇歇吧，我都走不动了。”巫亮气喘吁吁地给我说，其实我们没有爬多久，只是他平时缺少锻炼。 “好吧。”我们找了个大石头坐下来。 “我想去谢谢你的那个哥们儿，人家帮了我那么大的忙，要不说不过去。”春天的香山真的开始变绿了，但是香山的春色并没有掩盖我的心事。 “不用了，我已经谢过他了，再说关系挺铁的，算了。”他一边拣起地上的石子投向远处的山坳一边说。 “别，还是去吧，这样我也了却一件心事。” “那我约他吧，我陪你去。” 从香山回来的第三天，巫亮约了张珏，越在距离学校不远的一家餐厅。在我们等候了近20分钟后，张珏才找到我们，看上去他远远比30岁年轻，一身略为贴身的衣服使他显得瘦高瘦高。 “对不起，巫亮，迟到了，找不到车位。”他热情地和巫亮打着招呼。 “没关系，我们也刚刚到。亚维，这是张哥。”巫亮转向我给我介绍。 “张哥你好，我叫杨亚维，巫亮的同学。”我紧张地自我介绍着。 “你说的就是他？不错啊。”就在我专心看菜单的时候，张哥冲巫亮挤挤眼，坏坏的一笑，小声嘀咕了一句，我装着没有看到。 那顿饭中间，我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但张珏热情地说是举手之劳。在巫亮去卫生间的时候，张珏很关心地问我的生活情况，还问我宿舍的电话，住在几号楼，我都一一告诉了他，他认真地记了下来…… (9) 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我没有回家，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已经无家可回了，巫亮一再要求我去他家，并把我的事情打电话告诉了他的父母，两个好心的老人还专门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最终我还是没去，因为我的出现很可能会破坏他们的天伦之乐。巫亮一个人回家了，留下了一些钱和方方面面的叮嘱。那个假期，我真的感到了一种孤独和无聊，锻炼、睡觉、唱歌、看书、抽烟，这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一天我经过学校东门附近的一家叫“追忆”的酒吧，酒吧门口贴着一张招聘歌手的海报。那是一家新开张的酒吧，小巧而别致，装修也很考究，里边的一切装饰也很用心，进门后一个长廊，古朴大方，进去后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怀旧。 经过简单的面试，我顺利成了这家酒吧的一名歌手，老板是个30多岁大嗓门的女人，都叫她岳姐，她很热情，尤其是见到进店的客人。她对我的形象大加赞赏，我第一次去唱她便双手拖腮作出天真烂漫的样子听我唱歌，坐在我的大腿上几乎贴着我的脸叫我帅哥，肉乎乎的大胸紧紧地贴着我，端起红酒要我和她喝所谓的交杯酒，她的举动让我感到恶心，但是我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这毕竟是我在北京第一次能够挣到钱。我把工作的消息告诉了巫亮，电话里他很开心，毕竟我的生活里有了一点排遣无聊的办法。 那个时候，我只唱一些老歌，听者也往往抱着追忆的目的来到这里。每次唱歌我都发现吧台上坐着一个人，和我正对着，年龄三十岁左右，带着眼镜，透着一丝斯文，每曲的间隙，他都会很认真的鼓掌，并且每次他都坚持到我最后一曲，塞给我一些小费，还没等我说声谢谢，然后就匆匆地离去。 “先生，不好意思，你每次都给我小费，实在不好意思了。”一个周末我唱完歌，在他给完钱要走的时候我拦住了他。 “我特别喜欢你唱歌。”斯文的他没想到说话十分的干脆，还重重的强调了特别两个字。 “谢谢。”我一边收着吉它，一边准备和他一起出门。 “我的宝贝儿，也不和我说再见就走啊？想着我啊！”我的演唱的确给她吸引了不少的回头客，忙着数钱的岳姐乐着冲我一个飞吻，我勉强回头笑一下，便和他一起出了酒吧的门。 穿过长廊来到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了，天很黑，很低，七月的雨总是下得又急又大。 “对不起，先生，你先走吧，我的避一下，我的琴不能淋，谢谢你。”我和说着再见，对于他给的小费我十分不好意思。 “这样吧，如果你不介意，你站在这里别动，我把车开过来，我送你回去。”其实他的话还没说完人早已经冲进了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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